●如果宏观政策比较得当，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今后一两年内，经济触底是大概率事件。经济触底后，能够在5-10年内稳定在中速增长平台。
●在一些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产业中，依托国有上市公司开展产业整合，推动更多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混合所有制的公众公司，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水平，既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又可以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建立以整体观为核心，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形成合力的政策体系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等专家4日在参加中国体改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改革论坛”时就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下一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向前推进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中国经济新动能蕴含在六大领域
中国经济经过六年的回调以后，已经接近底部。从需求侧来说，主要是三大需求，出口、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已经落地或者即将落地，其中前两项已经见底，而房地产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出现。今年一季度后，一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拉动的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回升是一个短期现象，大概半年或者一年后，房地产投资会回归常态，这种常态就是低速、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从供给侧来说，两个最重要的指标，PPI已经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已经开始恢复增长。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
经济接近底部与触底是两个概念，如果宏观政策比较得当，供给侧改革能有实质性进展，今后一两年内，经济触底是大概率事件。经济触底后，能够在5-10年内稳定在中速增长平台。但要保持中速增长，就需要促进新增长动能的发力。新动能可能出现在六大领域。
第一，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低效率领域的开放和竞争。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产业在内的行政性垄断比较突出的基础产业领域应进行改革，这些领域投资已经不少了，但真正高效率的投资并不多，这些领域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潜力很大，这是中国最大降成本的地方，可以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和运营的成本。
第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集体土地改革，包括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的改革准备朝前推，但现在看来，进展不如预期，这件事不能再往下拖了。现在一线城市房价高企，而大量存在的小产权房没有放开。这个事虽然敏感，但是回避不了，如果通过某种政策清理，比如该交的税交了，该交的费交了，让小产权房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入流通，如果农村集体土地能够和国有土地一样同价同权进入市场流通，一线城市的房价还会这么高吗？
此外，如果北京周边的农村土地改革不往前推进，人口均衡的分布难以实现，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也难以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对城乡协调发展特别是大都市圈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都至关重要。
第三，要特别关注经济下行过程中的产业分化。最近几年出现的地区分化、行业分化、企业分化包含了很重要的信息，这是企业转型升级、创新的信号。过去我们讲了很多年要转型升级，为什么转不了？因为还不到时候，现在不转不行了，所以转型升级创新都是大形势下被逼出来的。事实上，有些地方还在保护那些落后的、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比如企业购并过程中，把好的和坏的捏在一起，差的企业一般是好不了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好的企业可能就被拖垮了。
第四，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像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社会性服务业，发展潜力都很大。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大有文章可做。
第五，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实体经济，这些年进展非常快，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与现行的管理制度，特别是监管制度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其中网约车就是明显的例子。现行监管体系从监管理念、能力、水平和方式上需要转变，实现在创新中监管，在监管中创新。
第六，前沿性创新领域，比如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我国在这些领域与国际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但基础研究、大学教育、自由探索的体制机制仍有较大差距，这个短板不补上，就没有成为真正创新型大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基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去产能”可以企业兼并重组为主要方式
目前我国许多制造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将成为未来2-3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简单的关闭过剩产能又会导致地方政府面临财政收入减少、债务违约事件增多、大规模失业等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普遍存在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偏小、竞争混乱等问题，这与美国早年的产业发展状况极为相似。市场集中度低与产能过剩一样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美国早期产业发展经验，提高产业集中度，可以使企业的市场行为更加理性，市场分工更加明确，在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博弈中更具主动性，具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和议价能力。为此建议：
第一，去产能以企业兼并重组为主要方式，实行以“行业龙头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主导产业整合”的基本运作模式，提高产业集中度。
这里所说的行业龙头大企业，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则可包括原来就与该产业的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银行与信托机构，也可以包括专业于兼并重组的股权投资基金；金融机构与企业也可以“债转股”，在一定时期内作为股东参与企业的活动，以后再择机退出。通过行业龙头和金融机构共同主导产业内企业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产能过剩产业“供给侧改革”，同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在部分产业中以国有企业为抓手，加快推进产业整合重组，同时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目前，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钢铁、煤炭、水泥、石化、有色金属等行业多为国有企业较为密集的行业。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之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财政预算的软约束、模糊的土地产权，导致国有企业在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目的和使命之一就是弥补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因此，在一些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产业中，依托国有上市公司开展产业整合，将零散的国有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集中到上市公司和优势企业，推动更多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混合所有制的公众公司，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水平，既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又可以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还可以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国有企业而引发产能过剩。
第三，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扫清产业资本运作障碍。
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股票市场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实体经济下行、迫切需要产业重组的背景下，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尤为迫切。中国证监会对企业并购重组的监管非常严格，手续非常复杂，审批时间非常长，导致企业并购重组比上市还难。证券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减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好服务上来。
第四，社保政策托底，为“去产能”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
用企业重组的方式去产能，企业破产较少，产生的失业也较少，但仍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职工下岗。企业破产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是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政府需要做的是最大限度地缓解因此所造成的社会矛盾。首先，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其次，可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成立破产企业职工补偿引导基金，引入社会资本实现商业化运作，国家为这些基金的运作提供优惠条件。最后，畅通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职工的沟通渠道，建立微观主体的“多边谈判”机制，通过谈判解决破产补偿问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去产能”要发挥好财政与金融合力
我国产能过剩顽疾的成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的竞争性行业市场化进程滞后，国有经济退出机制不健全。一方面，政府希望国有经济在这类产业中保持一定的“较强影响力”，政府在这类行业中保留了大量管制性、干预性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倾向于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类大型国有企业资本规模大、人员多，政府不希望大企业破产退出造成经济下滑、失业加剧、财政收入锐减，故而一些落后的国有企业难以退出市场。
第二，中央、地方对产能过剩行业共同施加有缺陷的产能管制政策，造成产能无序扩张。采用行政管制手段治理产能过剩，政策部门必须对未来供需形势、未来市场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进行准确预测，但是这种误判恰恰成为政府失灵的重要根源。
第三，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是体制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土地、资本，还是水、电、气等，要素资源配置的权利仍有很大部分掌控在政府手中，价格双轨制、产权模糊不清等现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许多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扭曲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根据调研，企业自身虽也有压减产能的意愿，但又担心全国缺乏统一部署，其他企业不压减，造成“谁先动谁被动”的局面，陷入典型的“囚徒困境”，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地方政府出于对财政收入、就业以及经济总量的考虑，倾向于保护规模大、高产能的企业，扩大规模和产能仍然是企业的主要选择。针对产能的财政补贴加快了行业产能的爆发式增长，造成了行业产能的过剩以及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和价格战；使得本应获得政府大力支持的研发环节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难以突破核心技术。这种逻辑促使产能不断扩大，陷入产能过剩顽疾的政策怪圈。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建立以整体观为核心，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形成合力的政策体系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
第一，财税可适当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贴。补贴重点放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统筹接续以及职工再就业培训，并加大对社会性职业培训机构的税收优惠。
第二，发挥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引导作用和窗口指导作用。严禁对违规项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对主动化解过剩产能和进行产业整合的企业给予融资支持。
第三，完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淘汰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不良率上升甚至不良资产集中爆发的问题。针对去产能重点地区，适度降低资产管理行业准入，丰富和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方式，继续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地方财政部门可推动成立专门的行业重组金融公司，集中处置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建立企业金融债务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协调机制。（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