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7日的新加坡，暖风细雨，正是最适合朋友品茗欢聚的天气，习马会在这里登场。新加坡见证了两岸关系鲜花盛开的春天，而我是见证过两岸关系乍暖还寒甚至深陷寒冬的人。在11月7日这个两岸关系极为重要的时刻，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两岸关系的记者，笔者写下几个他见证到的两岸关系片段。
文 | 中央台记者杜昌华
两岸关系到今天，有如从东海之滨看长江入海，江海一色，蔚为大观，只有那些长期关注两岸关系的人知道，这条大河在可可西里汇集涓涓细流的时刻。
我从1989年调入中央台台播部专事采访两岸关系，见证了两岸关系艰难破冰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包括两次汪辜会晤、海协海基两会拉锯般的磋商、1995年台海危机。习马会对很多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新闻，对我们这些多年关注两岸关系的人来说，它是一个漫长压抑的人生故事有了令人振奋的结尾，是国家和民族分裂悲剧转悲为喜的明确转机，它让同胞兄弟远离战火有了更大可能。
在长达十二年的关注两岸新闻过程中，有过很多令人难忘的人和事。第一次汪辜会晤时我在首都机场和汪老谈了20分钟，在采访中，我与台湾的邱进益、焦仁和、章孝慈等都就两岸关系进行过较深入的谈论，那时谁也没法想象会有两岸领导人会晤的局面，我还记得章孝慈豁达又无奈的说法——事缓则圆。
一、“九二共识”的旁证
认同“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石。国民党尊重这个基石，这8年两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民进党坚决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这完全是歪曲历史的行径。
1992年10月30日晚上，我正在编辑晚间新闻，传真机响了。我一看，是台播部驻香港站记者韩同熙发来的一篇稿子，说海协会海基会在口头表述一个中国立场上达成共识。
那时传递新闻信息，传真机是最先进的设备了，电脑还没普及。老韩书法很好，每一个字有花生米那么大，写了半页纸，说海协会、海基会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一中各表”：双方以口头方式表达“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至于“一中”的内涵，各自有各自的理解。
我后来了解到，在香港商谈中，海协提出了5种文字表述，台湾海基会也根据“国统会”的结论提出了5种文字表述。海基会代表最后的表述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2000年4月底，台当局大陆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苏起正式提出“九二共识”这个名词。
这就是著名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最重要的基石。我很后悔没有把老韩当年传来的稿子留下来，如果留到现在，将是重要的文物。
二、江泽民会见辜振甫
1998年10月，在两岸关系因为李登辉的台独言行降到谷底时，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来大陆，与海协会会长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了辜振甫先生。我参加了这次采访。
会面的地点是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这是钓鱼台规格最高的场所，室内有小桥流水，地毯有几厘米厚，落脚无声，楼的南侧有一个大玻璃花房，花房外是人工湖，湖里有鸳鸯。
会见就在向阳的花房举行。在允许记者旁听的十来分钟晤面中，江总书记从北京的天气谈到辜老夫妇上午到访的北大，再到北大前校长、辜老夫人的祖父严复。江泽民说，小时候就看《天演论》，他说记得严复本是学军事，后来成了文学家、思想家。整个会面主要是江总书记在讲，他思路开阔，一听就是博学多识。
我站在音箱位置全程记录下了会面的过程。我用这些录音做了一篇特写，当年获得全国对台好新闻奖。
给了你特别采访的机会，得个奖不算啥本事。我比较得意的是自己用这些录音的角度或者说为这篇特写提炼的主题。江辜会面是在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两岸关系全面停摆之后，大家期望汪辜两位老人像93会谈那样推动两岸关系走出冰谷。江之见辜，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看似闲聊，实际上是在凸显两岸关系中最不可撼动的那些部分——历史、文化、血缘，以此切入，谋求两岸关系转暖。我把这样的观察放在了特写里，让报道有了评述的味道。
三、观察两岸关系的关键在人
几十年政治歧见、刀兵相见、划海而治，两岸的互信薄到了几乎没有，这是推进两岸关系最大的障碍。
1995年，大陆方面在庐山组织了一个撰写《台湾史纲》的研讨会，来自两岸几十位历史学者聚在一起，开了两天会。会上，一位台湾学者说，日本人曾经在台湾训练了一个联队，这个联队在大陆作战时表现优异。一位大陆学者立即站起来说：我认为这位先生用词不当，杀自己同胞怎么叫表现优异？两人于是大吵，要不是隔得远，恐怕要动手。其实，台湾学者说的“优异”指的是军事训练上的技术成功，港台人士用词时较少考虑政治意涵，他也在辩驳中说明了这一点，但大陆那位老兄哪里听得见他的辩解？
两岸关系长期隔离，不仅官员、百姓之间互相不理解，就是那些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也是隔靴搔痒。有一次，一个台湾情势研讨会上，一位学者用阶级分析方法研判台湾的统独形势。我不是学者，都知道这是驴唇不对马嘴！
我利用记者的便利，将接触台湾人士时得到的一些信息，及时反馈给官方，让他们尽量了解多方面的信息。这其中谈得最多的应当是唐树备，在庐山会议期间，我们一起散步，谈了很长时间，平时采访机会多，也常有交流。
1995年5月在台湾采访期间，遇见一位年近8旬的出租车司机。老者告诉我，他是国民党老兵，本是天津宝坻人。在这里没有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无着，只有开计程车糊口。他说，去年把自己的攒的钱当路费和买礼物，回老家探亲。侄儿媳妇嫌他礼物轻薄，都给扔到了猪圈里。老人说着流泪了：在这里，人们叫我们大陆猪，回去也没人要我们。
这个故事给我很深刺激。一次出差，我和国台办副主任王永海在飞机上邻座，我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我建议说，由台办官员垄断台湾事务不可取，必须设法增加两岸民众的了解和亲情。王副主任很赞成我的说法。
好在还有不少维系和增进两岸关系的力量。
在庐山开会时，我和北师大历史教授龚书铎先生住一个房间，他跟我讲述了自己在台湾求学的故事。龚先生是福建人，1947年9月考入台湾师范学院（现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学习。二二八起义后，他搭乘一艘运煤船逃命到大陆，1950年2月，辗转到北京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从此之后再也没离开过北师大。
在从事两岸新闻前，我和台湾没有任何交集。龚先生的故事让我好像突然有一个感觉：历史都是真实的生活，历史都是真实的人的命运，国家分裂就一定有人在流血。我们做新闻的人，一定得有这样的情怀，你的报道才可能“目中有人”，才会有温度。
两岸的分离，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国共内战。但是，台独意识的升高，又不仅是内战的结果。观察两岸关系的关键，就是观察两岸关系中人。
一些没有机会就近观察两岸关系的人经常会有一些简单化的思维，以为武力或者所谓同胞血脉都是统一的保证。武力不可能征服民心，同胞之情也失之于迂腐，同胞相残的人也有的是。
观察两岸关系，要综合运用有历史、政治、文化、法律、经济的维度，更要研究两岸关系最基础的环节——民意民情，很多大陆人并不了解台湾人的复杂情结。
很多台湾人有着弃儿情结，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台湾被清廷当作养子赔给了日本，日本的皇民化统治术又相当的成功，把一大批像李登辉这样的人培养成了顺民。光复之后，国民党统治的粗暴，大陆的文革等，都让很多台湾人恐惧、怨恨，六十多年两岸分离的隔阂，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在台湾的渗透，都让两岸人民渐行渐远。
两岸统一的关键在人心。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发展两岸关系的大思维，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像台湾的龚祥铎教授那样到处宣讲中国的十次统一九次依靠武力（只有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例外）、两岸统一最终必须依靠武力，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也不合时代的潮流，强扭的瓜儿不甜，捆绑不成夫妻。但是，躺着等同胞之亲“发作”，那也是消极幼稚。三十年来，大陆先经后政、以经促政，诱之以利，动之以情，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基本正确的策略。
四、采访章孝慈
章孝慈是蒋经国的儿子，关于蒋经国、章亚若和他们两个儿子章孝严、章孝慈的故事，被很多野史小说演绎过。
1993年8月下旬，中国法学会举办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身为东吴大学校长的著名法学家章孝慈来到北京，下榻魏公村的友谊宾馆。记者们对这位神秘人物最感兴趣，但章氏和接待单位都知道孝慈先生的敏感身份，记者很难接近他，他居住的房间也没人知道。
我通过熟人找到了章孝慈住的房间，对章孝慈进行了半小时的专访，那应当是他此行接受的唯一专访。
章孝慈儒雅平和，气度从容，他对我的贸然造访并没有任何不快。
我们谈起了法学在建构两岸关系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政治的分歧有可能通过法律的安排化解，对两岸关系，他说要假以时间，他微笑着说：“事缓则圆”。我从此学会了使用“事缓则圆”。在我以后使用这个词汇时，一定会同时想起孝慈先生的微笑和冲淡平和，因为张先生，我绝对相信这不仅是一个处事技巧，而且是一种人生智慧和境界。
章孝慈有着校长的慈祥亲和，有着见惯人生风雨的厚重淡定，有着法学家的严谨通达，还有着十分迷人的声音！他的声音结实明亮，像青花瓷一样明净，相信他应当是唱歌的好手。
他的态度鼓励我直接切入那个听众最想知道、也是最敏感的问题——他的母亲章亚若。这么痛的问题，该怎么提问呢？我想了一下，开口了——“我母亲去年去世了，自此以后我感觉自己在这世界上变了一种身份，变了一种活法——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我不知道，章先生对母亲有什么印象？”
章孝慈收起了微笑，他说——我半岁大时母亲就去世了，我不记得她样子，我只有她的照片。但是，我走到哪里，随时都能感受到她在注视着我，在照拂着我。每次出门前，都要在母亲像前上香，请她保佑我平安。前些时候，有朋友到桂林，我托朋友去上坟，去看望我母亲。这次我要到桂林去扫墓，我带来了我家和我哥哥家的照片，给母亲看，母亲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房间里安静极了，只有录音机在轻微转动和章先生缓慢凝重的叙述。我的眼睛湿润了。22年过去了，今天的我正好是当年章先生的年龄，但我仍然可以凭记忆复原那次采访的所有细节。章先生的表情如在目前，我的眼泪似乎还在眼眶里，没有流下来，也没有干掉。这就是身为记者的幸运，我可以跨过海峡，跨过身份和年纪，分享同样的对母亲的爱。
1994年11月14日上午，我来到办公室，单位领导告诉我，章孝慈病倒，赶快去采访！
章孝慈，在北京病倒？!
我赶紧了解相关信息，那时几乎没有网络可用，了解情况全靠打电话找熟人。很快我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11月13日凌晨，他偕同东吴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家瑞飞抵北京，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学术活动，他仍然下榻在北京友谊宾馆。下午，前往香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衣冠冢。当晚，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副校长罗豪才在五洲大酒店宴请了章孝慈一行。按预定计划，他将出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立大会，并作一次学术报告。不料，11月14日清晨，章孝慈突发脑溢血，陷入昏迷状态，立即送往中日友好医院抢救。
我迅速赶往中日友好医院，那里已经聚集了几十位台湾记者。
医院招架不了这帮记者的纠缠，决定每天举行通气会，通报章孝慈病情。第一次通气会，医生和程家瑞都出席了。医生出示了一张影像，说在章先生的脑干部位出血，在图片上看，那块地方很小，但医生说，在这个危险的地方，这相当于一个湖泊。
北京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来了，上海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来了，情况很不乐观。记得有一位医生说，脑干是大脑的核心部位，最好的情况就是保住性命。
15日，章孝慈的夫人赵申德、儿子章劲松赶来北京，16日，女儿章友菊也来到北京。当时章孝严正以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在美国访问，他立即向台湾当局提出回大陆探视。按规定台湾官员是不准回大陆的，这次也破例获得批准。16日，章孝慈与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秘书处副处长徐健同来北京。章孝严来到医院时，表情肃穆，对门口围堵记者的提问一言不发，径直前往病房。这对孪生兄弟长得太像了，只是他比弟弟孝慈好像要黑一点。
所有的信息都是医生转述，没人能见到病重的章孝慈本人，除了我。
我有一位老乡在中日友好医院当医生，我找到他，让他设法带我到ICO病房见见章先生。肖很为难，但还是帮我找了件衣服，让我混了进去。
我看到孝慈先生躺在病床上，面部有面罩和管子通到仪器里，露出来的不多的面部粉红。他像一个无助的婴儿躺在那里，没有一点动静，不知道此时她母亲是不是正在这里看护自己的儿子。我眼睛湿润，没敢多停留，走出病房，迅速赶回台里，描述了章先生的病情。
我的报道在岛内也有反响，有人还写信来，告诉治疗脑溢血的偏方。
经过各方面专家的医治，章孝慈的病情基本稳定下来。11月24日，由专机护送返回台湾，住进“荣民总医院”，病情也略有好转。直到1996年2月，又因感染肺炎，于2月24日逝世，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