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与英国的战略合作，对中国对外关系战略发展政策的贯彻与实施意义重大。习近平访英，是中英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也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里程碑式事件。
作者：刘成
——“中英合作正当时”系列述评之四
刘成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南京大学教授
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邀请，习近平于10月19日至23日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元首10年来首次对英国国事访问，也是中国向欧洲的又一次重大外交行动。习近平此次是专访英国，这十分罕见。在临行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习近平表示，他期待着同英国领导人和各界朋友共商两国关系发展大计，共同开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黄金时代”。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也称，现在是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英国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和大国外交传统。
在英国历史上，保护英国利益和独立性一直是英国任何政党的主流思想。托利党首相坎宁曾毫不遮掩地说：“每一个民族都为自己，而上帝为我们全部”。辉格党首相帕默斯顿勋爵的名言是“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无力与陆地强国在欧洲大陆上直接展开争夺。因此，英国最明智的外交手段，就是采取不断变换支持或反对一国或数国的的策略，维持大国均势，防止出现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联盟，或形成一个阻止英国进入大陆的欧洲帝国。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消除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英国支持德国统一，也是为了平衡法国。但统一后的德国试图称霸，英国于是又与法、俄联盟抗衡德国。
为了维护英帝国的利益，尤其是在印度的利益，英国采取了全球外交思路。19世纪后半叶两度担任首相的迪斯累利认为，保守党外交政策的重点是帝国而不是欧洲，英国不再只是一个欧洲国家，它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的中心，帝国边界延伸到最远的海洋。英国力图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就是这种思路在外交政策上的具体表现。
此外，和平是英国外交活动中所坚持的原则。在迪斯累利看来，一个旨在追求稳定而繁荣的世界的外交政策，其基本条件就是和平。这固然是由英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决定的，但另一方面，英国外交有着其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在英法百年战争战败后，英国转而依靠海洋实现国家崛起，逐步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可在陆军方面，相较于其他欧洲强国，英国的劣势明显。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陆军人数还不到16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军实力再强也无法对欧洲大陆的内部军事冲突起到大的作用。因此，随着其他欧洲强国工业化的后发逼近，和平外交更符合英国利益与军事实力。
在二战后，英国走向衰落，但仍然坚持传统的大国思维。10月6日，在事先没有向美国通气的情况下，主动向中国提议建立非正式关系。1950年1月6日，英国不顾美国的指责，正式承认新中国，同时声明撤销对国民党政权的外交承认。英国之所以急于承认新中国，保证其在香港的利益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维护英美特殊关系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都是英国外交的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是美国的附庸。由于英国秉持的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和大英帝国的思维方式，在一些重大的外交政策上，英国与美国存在着矛盾和分歧。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承认新中国就是证明，而英国积极加入亚投行则是这一外交传统的最新例证。
英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目的地国，中国是英国在欧盟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从现实利益上讲，中英两国密不可分。英国外交所体现的全球思维与和平策略，值得中国思索和借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新兴力量，遵从现实主义的英国自然力图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对中国而言，与英国的战略合作，对中国对外关系战略发展政策的贯彻与实施意义重大。习近平访英，是中英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也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里程碑式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