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把持和会的英法美等列强无视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不顾中国民众呼声，竟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图为巴黎和会会场。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建立在原北京大学红楼旧址上，这里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营垒、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到此缅怀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天多达数千人。 刘新武/摄
五四运动到现在，整整100年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众多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想和奋斗目标，那就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旧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五四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发动起来的。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对当时祖国苦难境遇的满腔悲愤和对创造合理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激发出来的。这是五四运动所以能发生的内在动力。
历史的回顾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已很难想象到：当年的中国正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绵延不绝历史的文明古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曾经作出巨大贡献，但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中，西方国家倚仗船坚炮利，迫使中国放弃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走上听凭外人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组成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北京家家户户门口被强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一系列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把中国压迫得透不过气来，濒临灭亡的边缘。
昔日的光辉和眼前的悲惨境遇形成如此强烈的对比，更使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感到极度屈辱和悲愤。维新志士谭嗣同写下这样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成立兴中会，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国势的危急、民族的苦难，既使人感到极大的痛苦，也驱使人们下最大的决心奋起变革现状。
出路在哪里?在一百来年时间内，世界上似乎只有一个现成的榜样：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找救国的真理。一些启蒙思想家最早是以英国为典范。以后，戊戌维新想仿效的是沙俄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辛亥革命想学习的是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
戊戌维新运动帮助广大知识分子多少知道了世界大势和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一定范围内传布西方的“新学”，初步宣传了民权思想，特别是通过翻译《天演论》等，有力地宣传“变”的观念，猛烈冲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旧观念，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造就中国在20世纪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尽管人民在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大事，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但是，即便经过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运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悲惨的境遇也没有改变。中央政权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对外，接受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被国人视为刻骨铭心的“国耻”。国内，出现连年不断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还出现过袁世凯和张勋两次企图复辟帝制的丑剧。正如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人们原来对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的建立抱有很大的热望。希望越大，失望带来的痛苦也越大。不少人陷于巨大的痛苦中：为什么中国会处于这种状况?残酷的现实驱使人们不能不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重新思考。他们没有停顿自己的脚步，没有只是停留在消极的苦闷中，而是苦苦地继续向前探求怎样才能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内因从来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大历史观，把五四运动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正是中国近代以往的全部历史，为五四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在这种令人极端痛苦的环境下不惜一切自我牺牲的顽强追求和探索，如果没有人们对多种多样理念和方案在实践中反复比较和选择，如果没有国际国内大环境急遽变动的刺激和启迪，就不可能有初期新文化运动，更不可能有里程碑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出现。
初期新文化运动
初期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它以对辛亥革命后黑暗局势的反思为出发点，改变了原本正陷于苦闷沉寂中的思想界。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叫《青年杂志》)，一纸风行全国，以生气勃勃的内容和鲜明泼辣的语言，发人深省，在众多知识青年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引领作用。
陈独秀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成员，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能达到预期效果而坠入低潮，主要教训在于只从事政治斗争，而在思想领域内没有对更深层的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旧文化、旧礼教进行猛烈的扫荡。这种旧文化、旧礼教，经过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精心培育和推行，人们自幼便被系统灌输这一整套纲常理念，已形成近乎传统的习惯力量，无形地支配着社会秩序和众人行为。如果人们还是抱着原有的旧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新思想、新道德，即便制度在表面上似乎有了改变，做起来依然一切如旧。因此，必须为辛亥革命“补课”，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陈独秀喊得最响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把它们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他写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是专制的对立物，科学是愚昧和盲从的对立物。陈独秀把这称为“伦理的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认为这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在思想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新青年》为主阵地发动的这一次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这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前所未有的摧陷廓清、振聋发聩的作用，跨出了一大步，产生了新的觉醒。《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时一千册左右，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可见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如果没有经历这样一场对人们头脑中本已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礼教的激烈大扫荡，没有使人们思想空前活跃起来，要随之出现1919年那样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很难做到的。
当然也要看到，初期新文化运动仍然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的思想武器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解放”。陈独秀在1916年初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又写道：“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高一涵在《青年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这种思想在反对专制和迷信时有着进步意义，但他们的着眼点，主要还只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
胡适极力推崇挪威作家易卜生，写道：“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新青年》还出过一期“易卜生专号”。易卜生有个著名剧本《娜拉》在当时中国很受重视，写的是女主人公不甘心做“丈夫的奴隶”而离家出走。它被人热烈地赞誉为“女性的自觉”。
娜拉的离家出走，是有反抗性的，但它是不是就表明了妇女的解放?鲁迅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以更宽广的视野尖锐地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鲁迅的观察是深刻的。他所谈的不只是一个妇女解放问题，而且引导人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如果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讲得再痛快，也只能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当时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离开社会的改造，连生存都没有保障，哪能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可言?国家好，民族好，个人才会好。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代替“个性解放”，成为更多先进青年关心的焦点。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的意义十分深远，在以后就表现得越来越清楚。
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个污浊的社会得到改造?需要建设的新社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们一时依然感到迷惘。这时，打着“新思潮”旗号的各种思想流派纷纷传入中国。在西方享有盛名的学者杜威和罗素来中国到处讲演，系统地宣传他们的主张。胡适、张东荪等花了很大力量来鼓吹，想用以影响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两件事一时显得很热闹，却没有在中国人中间扎下多少根来。原因很简单：尽管他们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很新鲜，但不能解决中国人最关心的实际问题，青年毛泽东当时就说：“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
全面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老路已经走近谷底。路在何方?人们正在继续探索和追求。
五四风暴的袭来
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转折点的，是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爱国运动。同初期新文化运动时相比，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初期新文化运动反对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而这时更突出的是一场反对西方列强强权政治、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爱国运动。第二，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活动层面主要是在人数毕竟有限的知识阶层中，活动方式主要是在刊物和报纸上展开的激烈论战，而后者却是规模空前、有成千上万各阶层群众投入的爱国群众运动，活动方式也更加激进得多。第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开始广泛传播。当然，这两个阶段又一脉相承、难以截然分开。这个巨大转折的发生，既是中国爱国者坚持顽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取得的结果，又由此时此刻世界大局强烈变动所直接导致。这在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
前面说过，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在长时间内一直苦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找可以救中国的真理。这不奇怪，因为那时在世界上只有西方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现代国家。中国社会内部，也没有形成足够壮大的新兴社会力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向西方寻找真理这种追求抱着强烈的信心，很少有什么怀疑，那是可以理解的。辛亥革命时是这样，要为辛亥革命“补课”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也是这样。
但是，中国人苦苦地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已经几十年了，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从1914年到1918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前后的事实带给了中国人原来没有想到过的许多强烈的新认识。
第一，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长时间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理想化，一意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但经过这次大战后的欧洲却是令人震惊地满目疮痍、残破不堪、贫民难以生活、社会矛盾异常尖锐。战后不久到英国的周恩来在通信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从一心“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到认为“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这是多么大的变化!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西方模式并不像原先预期中那样完美。西方国家在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顿时失去原有的光辉，感到需要寻找新的路。这是实际生活给中国人上了很有用的一堂课。
第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曾使中国人对它抱着极大的期待，认为这是“公理战胜强权”的体现。他们还用许多美好的语言把自己装点起来。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貌似公正的“十四点原则”，更使许多人极为兴奋。陈独秀甚至称赞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和会开会之时，《每周评论》上就写道：“列强果能赞成这个大同盟，从此以后，人道有了光明，民治可以普遍了。”
但无情的事实是：西方列强“十人会议”秘密商定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不归还给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而转交给日本，而且不容讨论。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西方列强口头上的漂亮承诺，到头来竟全是骗人的假话。这种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实在太大，愤怒顿时像火山那样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集合，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举行爱国抗议游行。他们的文言宣言写道：“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话宣言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许多沿街的路人感动得潸然泪下。游行队伍先是要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挡而无法通行。愤怒的学生奔赴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了激烈行动，不少学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学生实行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国。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9日，是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6月5日，上海日资棉纱厂工人带头，许多行业工人店员罢工、商人罢市，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全国各地纷纷举行了罢课罢工罢市。
像五四运动这样席卷全国、具有如此规模和声势的爱国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是一场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救亡运动。拿它同甲午战争失败时康有为等一批举人“公车上书”请求代奏的温和态度比一比，就会发现时间相隔只有二十来年，而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民众觉悟程度已经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它也使许多原来因辛亥革命的结局而陷于极度苦闷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在人民群众中竟蕴藏着如此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看到了中国复兴的希望所在。要改造社会，只有依靠民众才能实现。如果只靠少数人的呼吁，没有广大民众的奋起投入，力量自然十分单薄，不足以战胜强大的旧势力。这是中国近代历次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同盟会的老会员吴玉章回忆自己在五四运动时的强烈感受：“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
五四这样惊人大风暴的袭来，又使大批爱国志士短时期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不少原来因革命陷于低潮而过着苦闷孤寂生活和平素只生活在宁静的个人小圈子里的人群，一旦积极投身到这场火热斗争中后，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生活中去。他们不是停留在一时的激情和狂热，而是和运动中结识的志同道合者一起，经常严肃地共议国事，一见面谈得最多的是，经过反复比较、探寻，究竟哪一种新思想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在新生代的知识青年中出现了有毛泽东、蔡和森等的新民学会，有周恩来、邓颖超等的觉悟社，有恽代英、林育南等的利群书社等团体。随着传播新思想的报刊图书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和广泛发行，新思潮传播影响到许多中小城市，已有相当大的群众性。他们目光更加开阔，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国家民族的“大我”之中，投身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去，谋求国家民族的复兴。许多早期的共产党人就是从这些人群中走出来的。这样成千上万的人在短时间内出现的思想大变动，是平时多少年也难以做到的。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列宁领导下，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它在最初由于消息闭塞混乱而没有立刻被很多中国人所理解。但真相逐步传开，苏维埃政权的内外政策和施行情况更加具体地常常见于报端。一些先进分子如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到苏俄考察，写回不少生动翔实的报道。1918年年终欧战结束时，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情洋溢地写道：“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欧战酿成的悲惨情景和巴黎和会上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使许多人看到西方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并不像他们原来所想的那样完美无缺，难道中国还要步他们的后尘，再沿这条老路重走一遍?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社会?从反对封建旧礼教到向往社会主义，自然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进行的，自然引起更多中国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关心。1919年，曾在日本留学时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影响的李大钊又分两期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的基本原理。一些报刊纷纷发表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中带来的最重要成果。
但人们要真正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不容易。在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几乎没有，列宁的文章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人那时并不多。邓颖超回忆道：“在‘五四’那年的夏末……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这在先进人们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是自然的现象。但他们不满足于那些间接介绍或粗线条的了解，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需要更系统的学理指导，便转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1920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全本的《共产党宣言》。从1920年9月起，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刊物。先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比较明确而系统的了解，并且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在这时出现明显分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等和胡适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走上不同的道路。双方发表文章，在公开论战中阐述各自的观点。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并不是抛弃了初期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客观实际，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关在书房或会议室中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深刻、更切合实际了。
毛泽东在1939年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后，他又写道：“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它们的成员大多成为早期的共产党人。接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始在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留日、留法学生中相继建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五四运动应有的历史定位。
整整100年过去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结合五四运动以来100年的历史，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思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把研究五四精神同研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统一起来，同研究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重温100年前五四运动前后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先人们在中华民族处于如此险恶境遇中那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深深感动，也强烈感受到中国人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光明大道并不断发展是多么不易。100年来，中国人为了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顽强地探索和奋斗，做过多种多样的尝试，一再想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特别是曾力求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实践告诉我们，别的路都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使命，需要一代接着一代人的持续奋斗。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今天，就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永不停步地开拓前进。
来源：《求是》2019/09
作者：金冲及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