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钧正平工作室(jzpgzs)2018.4.25
4月24日，是第三个中国航天日。48年前的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然而在荣光背后，却很少有人了解这条探索之路的艰辛曲折。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得大一点。”
也是这一年，中国科学院派出赵九章、杨嘉墀、钱骥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卫星工作。专家们在“老大哥”那里住了70天，连卫星的影子也没见到。他们深切体悟：“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人造卫星，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
就这样，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中艰难起步。一根粗木头加一个白铁皮箭头就成了火箭模型，马粪纸涂上墨汁开始探索空间光学滤波器的研制，猫的胡须也能作为红外地平仪探测器的装配工具……如此简陋的起点，在世界航天史上绝无仅有。
首当其冲的研制困难，就是各种材料。其中，就包括一种用在火箭发动机液氧主阀门上的密封垫。根据苏联的标准，这个密封垫要用牛皮做，而且还必须用3岁以下的小牛“屁股蛋子”那块皮，皮上不能有鞭伤。当时，我国基本上是家庭养牛，但是当科研人员寻找这种“3岁小牛皮”时，养牛的人谁也回答不出，哪头牛没有挨过鞭打。
面对“材料危机”，科研人员对标准材料直接展开攻关，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代料”，以性能相同的材料代替苏联规定的材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用30多种胶料试制出了能够满足各种要求的176种密封件，而那种以“3岁小牛皮”为材料的密封件也得到了替代。
故事揭示道理，历史昭示未来。正是凭着这种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精神，我国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从东方红一号到天舟一号，一颗颗卫星、一枚枚火箭、一艘艘飞船，见证着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迈向世界航天强国的历程。“天宫”“慧眼”“墨子”“悟空”等一大批代表性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相继涌现，在一些重要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一路跨越，一路辉煌。我国航天人坚持自主创新，敢于挑战任何难题，为我国航天事业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增加了一次又一次的信心和经验。在中国航天人身上，显现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创新力量，这种力量引领着中华民族朝着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中国航天史充分说明，真正的核心关键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惟有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军事竞争中掌握主动。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结果只能受制于人。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
经历过切肤之痛，才懂得痛点所在。1949年，美国秘密纠集了17个国家，搞了所谓“巴统组织”，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高技术封锁，其中更单独给中国增加了500项禁止项目。
1996年，还是为了对付中国，美国又搞了一个“瓦森纳协定”。这一次更狠，居然纠集了33个国家，对中国进行高技术封锁以及武器禁运。效果也确实不错，我们想买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没买成，想买欧洲的“台风”“阵风”战机，还是没能如愿。
日前，美国商务部宣布，今后7年内，将禁止该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这一事件在舆论场上引发深入讨论，一个企业“缺芯少魂”的结果，就是“命门”被别人抓住……
对此，习主席曾深刻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
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激发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每一个航天日，都是航天梦想的又一次启航;每一个航天日，都是创新引擎的又一次点燃。
技术创新永无止境，逐梦征程任重道远。眼下，纪念第三个“中国航天日”，全国各地广泛举行合作论坛、科普宣传、知识竞赛、报告交流等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科技爱好者的热烈响应，融入创新驱动发展大潮的青年一代正在崛起。
今天，科技兴军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广大军队科研工作者应积极投身科技创新的时代洪流，努力为科技兴军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我们的脚步从不停歇。
再次，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回望一些人，他们的身上有光芒璀璨的标签，“中国航天之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火箭之王”……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航天人!
或许，我们无法像他们一样，为祖国、为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记住他们。
钱学森
“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
钱学森(1911-2009)
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两弹一星奖章获得者。漫漫归国路，为回国，他被拒，被软禁，一封求助信辗转了大半个地球到达北京，中国政府提前释放11名被俘美军战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才同意钱学森回国。周恩来后来评价，换回来一个钱学森，也值!
胸怀科技救国志
梁守槃(1916-2009)
中国海防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航天四老”之一。1939年，年仅23岁的梁守槃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本可以在美继续深造或工作，但他选择放弃了舒适、优裕的学习、工作环境，回到了祖国怀抱。
“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
黄纬禄(1916-2011)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航天四老”之一、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晚年的黄纬禄在家养病时，依然牵挂着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他对探访者说：“假如还有来生，我还要搞导弹……”
“为啥改行，国家需要啊!”
屠守锷(1917-2012)
中国“航天四老”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火箭总体设计专家。屠守锷早年从事飞机结构力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
“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任新民(1915-2017)
中国“航天四老”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7年，任新民病逝，至此，“航天四老”全部辞世。
他和钱学森一起从零起步“干航天”，把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一生呕心沥血带中国航天“上台阶”，晚年推动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有人说，任新民的一生波澜壮阔，但他自己却说：“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赤子铸箭不辱家门。
梁思礼(1924-2016)
梁启超之子、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创始人之一。
虽然在他还不到5岁时，父亲便离世，但梁启超生前所言“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对他影响颇深。梁思礼曾说：“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1956年，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成为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以此为起点，他将全部身心都融入了我国导弹与火箭事业的发展之中。
阅读谢光选的人生经历，就如同阅读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谢光选(1922-2016)
中国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主要开创者之一。 谢光选，一生致力于我国战略导弹和运载火箭的开拓和发展，为中国火箭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者。
赵九章(1907-1968)
东方红1号卫星总设计师，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他没能亲眼看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但这并不妨碍其对航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郭永怀(1909-1968)
在面对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郭永怀携妻挈女义无反顾路上归途。为了避免美国政府制造麻烦，他毅然将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有书稿统统付之一炬。
1965年9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70年4月24日，在郭永怀牺牲一年多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钱骥(1917-1983)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中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东方红卫星和返回型卫星总体负责人 。钱骥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悠悠岁月献航天。
杨嘉墀(1919-2006)
航天技术和自动控制专家、仪器仪表与自动化专家、自动检测学的奠基者、两弹一星元勋之一 。他领导和参加了包括第一颗卫星在内的多种卫星的总体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制，返回式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
钱学森当年十分欣赏的年轻人，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
孙家栋(1929-)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
“航天技术也是一种威慑力量，这跟我们国家的和平非常有关系!”
王希季(1921-)
中国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49年10月，当王希季正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他很快找到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要求立即回国。王希季是中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是中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带头人。
致敬，中国航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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