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除了语言资源和语言智能之外，我们还想建语言文化博物馆，语言文字这么重要，但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博物馆非常少。中国是语言资源的大国，中国有130种左右的语言，也有很多文字，但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博物馆太少，我们可能现在主要做线上的，有机会希望能够成立线下的语言博物馆的联盟。
今年北京市正在筹办语言博览会，我们希望中国在语言博览会方面也能够发挥大的作用，包括图书出版，书法艺术，中华文化，也包括各种信息处理的软件等等。语言博物馆和语言博览会，我们高精尖中心也在支持，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一所大学所能完成的，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地支持。我们希望全世界有志于此的人，都来支持我们。
周洪波：一般理解的语言成果，就是一些学术论文。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打造的语言资源库、语言文化博物馆和语言通这个智能产品，让我感觉到震撼，实际上它已经从书斋象牙塔走出来，而把这种语言资源转化成产品，让它落地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已经从以前的这种学术研究，为学界服务，现在实际上是在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
科学探寻我国语言类智库建设路径
主持人：我们每个人不只是语言的使用者，也是语言的记录者，更是语言的传播者。借着刚才您对高精尖中心的介绍，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就是我国语言类的智库应当如何发展?随着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的语言智库也迎来的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想请问一下二位专家，我国语言智库应当如何直面“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语言问题?探索我国语言类智库的建设路径，更好地面向国际，面向社会，面向中国广大的企业，以及这些语言学习的人才，提供更多语言咨询服务。
李宇明：可以说，目前语言已经不是语言问题、语言政策问题，它牵扯到个人和家庭的发展，牵扯到民族之间的交往和团结，牵扯到国家的统一和人类的和平，也牵扯到未来机器人介入人的生活。
怎么来建设语言智库呢?第一，要了解“一带一路”情况，掌握实际状况。而了解“一带一路”情况，不能只从网络上了解，这个也不能只从一种语言了解，现在整个信息源，基本上是英语信息源。这种话语信息量很大，但是未必全面，未必真实。所以要重视“一带一路”的实际情况，更要重视人与人之间交朋友得到的信息和从现实生活得到的信息相结合。
第二，应该建立学界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通常而言，大学的学者，有宽厚的学问素养和学术根底，但是对政府的运作、政府的思想，了解得并不是那么透。而政府所关注的，既有长远的问题，也有眼下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并非一日之功。建立这种旋转门，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政府和学界，经常地坐到一个桌上讨论问题。政府的人员也可以到智库工作、智库的人员到政府挂职，实现双向人才的培养。在我看来，有了这种旋转门，我们的智库谈问题，就更能够切中要害。政府也更能够从智库获取更需要的信息。
第三，要重视数据建设和学科建设。智库不能拍脑袋说话。它需要智慧，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大量的数据，这个数不光是数的意思，是要掌握真实的信息、一线的信息，这样才能够有很好的预测。同时，要靠学科建设培养人才，让很多年轻人能够投入到智库工作当中。具体到语言智库，我现在感觉到，应该有专门的队伍来思考国家语言的发展，思考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思考“一带一路”上语言人才的培养和语言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应该有一类语言类的智库来做。就刚才关于语言人才的培养，已经谈了好多了，实际上最应该强调的是：其一，国家有顶层设计，应该由国务院的某个部门来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教育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其二，要充分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要注重各种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建立信息化的平台，用信息化来推动“一带一路”的人才培养。
周洪波：语言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还要研究人们是怎样使用语言，更要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到了这个阶段，这个语言智库才能够成为现实，所以我想语言智库可能要从真正的实际调研入手，特别是“一带一路”的语言智库，一定要对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要有真正的把握，而不是借助于二手的材料，借助于英语转化过来的内容，这就需要中外合作，要能够深入到这个带路的国家里边，去做一些很详尽的调查和了解。这样的对策，我觉得才是真实的，才是有效的。
(光明智库、光明网联合推出;统筹：王斯敏、蒋正翔;主持：张胜;整理：张胜;摄像：王恩慧;导播、剪辑：刘希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