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交流方面，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语言不太熟悉，我们很难用别人的语言来发布信息，只能转个弯。这样的交流实际上是非常麻烦的，影响我们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所以看起来，我们语言不通，或者语言研究比较少，是个语言问题，实际上更重要是信息问题、合作问题。“一带一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一带一路”想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规划有机地对接起来。语言的沟通、高级语言人才的培养，看起来是个语言问题，实际上制约着我们在“一带一路”这条路上走得快还是走得慢，走得好还是走得不好，走得远还是走不远。
周洪波：说到这个话题，我这里有一个案例，显示出语言人才的重要。我们这几年在研发汉语图解词典项目。第一批做了45个语种，第二批做15个语种，我们现在正在做第三批，再做20个语种，等于我们这样做下来可能就是80个语种，基本上囊括了“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语言的入门内容。
但是我们操作起来就很难，特别是第三批。这些语种，好多我们都没有太听说过，特别是非洲的一些小语种，我们要去做这个语种双语的产品，那只有一种路子，就是通过各种路径找熟悉这个语种的人，有的可能是借助于一些留学生，或者是借助于正在读这个语种的硕士研究生，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项目的翻译工作完成。所以现在看来， “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语种的翻译人才如此稀缺，“五通”难度就更大了。
把外语教育纳入“一带一路”大视野
主持人：进行有效的沟通，才能进行有机的对接。刚才二位专家指出了语言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当前我们对于沿线国家语言研究滞后性的一些突出表现。请问二位，针对这些难题和不足，我国当前“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当中，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同时还存在哪些亟待改进的地方呢?
李宇明：我们在“一带一路”上行走，行囊里边最缺乏的东西之一就是语言。语言人才，不同于一般的翻译，不是仅仅能够说话就行，更重要的还要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历史知识、地域知识、政治知识、风土人情知识等。所以实际上培养的是国际化人才，而不完全是语言人才。我们国家有很多部门，也制定了很多指导性的文件，对“一带一路”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相对来说，关于语言服务、语言人才的培养，这方面的论述、指导性意见还是少了点。
所以，首先，我们应该有顶层设计，来规划我们国家外语语种的发展，当然其中也包括跨国跨境的语言，比如说朝鲜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这些语言既是中国的语言，也是我们邻居的语言，应该有个好的语言发展规划。
其次，需要对我们的国情进行了解，我们究竟有多少语言人才?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完成了六次人口普查，但是没有关于语言情况的普查。虽然我们是一个外语学习的大国，但是这些语言，国家并没有掌握起来，需要用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人才分布在哪里。所以我建议，应该把语言人才的普查掌握起来，建立全国的语言人才库。
再次，语言服务需要市场。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建立语言服务市场，我们只知道到大学里边去找。但是大学也找不到语言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这中间需要有市场来对接、来调节。
最后，要通过各种信息化的手段来进行“一带一路”的信息咨询、语言服务。因此，应该搭建语言信息服务平台，把各种信息，通过网络、通过智能手机，分发到需要者手里。
我们现在议得比较多，重视比较多，但是行动起来有很多时候属于情况不明，有点盲人摸象的感觉。所以怎么样提供信息服务、语言服务，应该有国家顶层设计，各个部门齐心参与，共同把这一人类的伟大事业做好。
周洪波：刚才李书记说到，要在人口调查中植入语言元素的调查。我最近收到一篇文章，就是专门介绍海外一些国家的。他们实际上在做人口普查的时候，已经把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在里边植入，已经有一些很具体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是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这点值得借鉴。“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是我们国家对各种语种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当地国家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教学。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它的本地的居民，把汉语当做第二语言来教学，这样可能收到的效果会更好，而且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我建议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作为今后“一带一路”的语言人才培养规划的重点方向。
